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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把军人的血脉写出来”——马晓丽谈《楚河汉界》



长篇小说《楚河汉界》，被认为是“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最可喜的收获之一”。它的作者，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部队作家马晓丽。记者日前采访了作者，听她漫谈创作的甘苦，对笔下人物的爱憎，以及身为作家的诸多感慨。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看了小说，会直觉地认为你是军人家庭出身，不然不可能对将门子弟、两代军人有那么入木三分的刻画。请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和创作经历。马晓丽（以下简称“马”）：我的确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，从懂事到现在，身边都是当兵的人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打仗的镜头，都会心跳加快。我是1969年12月入伍的，算是那种“后门兵”吧，后来做过战士、卫生员、护理员、通讯员、炊事员，还守过总机。很早以前就想，我是要写东西的。想了很多很多年，没敢动笔。一直到1987年才写了第一个短篇《夜》，发在《中国青年》上。至于那些“老家伙们”的故事，都是我从小听说的，东听一个段子，西听一个段子。《楚河汉界》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分头叙述，每次用到第一人称，用老将军周汉的自述写的意识流的段落，我都觉得特别舒服。记：整个《楚河汉界》的核，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：围绕着二团是出了“事迹”还是“事故”，团长周东进与他的同僚们、首长们——他们同时也是他的兄长、朋友与对手，置身于一次次执著与挣扎的漩涡中。但是，这样一种艰难的、沉重的状态，读后却并不让人感到压抑，反能体会出一种力量。这就显得十分不易。作品出版后，你在军内听到怎样的反响呢？马：今年四月，我在一个军事集训队的时候，把书拿给那些军区机关的部长、处长们看。居然就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、不真实——恰恰相反，他们都认为它“特别贴近生活”，“特别亲切”，还问我“你怎么会那么了解部队的？”因为“这里边的许多事情我就见过”或者“我就做过”，非常相似。小说里反映了当前部队存在的很多很实际的问题。它之所以能让人接受，我想首先因为我是非常真诚地在写在说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指向具体的部队，而是有一种普遍意义，反而就更容易得到理解——我们的生活中，的确有许多不是太健康的东西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抉择，不轻易放弃，非常想坚守，但是很难。因此，对原则的坚守不是军人才会遇上的问题，而是常人的生活中都会有的。只是因为军人是视荣誉为生命的群体，所以同样的问题，在军队才会显得更突出，更集中一些。我希望自己把带有军人血脉的那些东西写出来，能不能达到不知道，我只是这么追求的。其实，无论什么题材的作品，首先应该是写人吧。不管它穿的是“军事”还是什么别的衣服，关注的都应该是人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。所谓“军事题材”本身，就是很不“文学”的人为划分。记：你是怎么看待《楚河汉界》中的这些人物的？马：没有我不爱的人——或者，除了三兄弟中最坏的那个周和平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希望充分地给每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。周东进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人。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多东西，甚至是把一些实际不存在的、对真正的军人的期望都放了进去。有人说，我写了一个军队中的“唐·吉诃德”。我自己是家里的老大，从小就很懂事，很成熟，因此丧失了许多本应与年龄相称的东西；然而在每一次的用心良苦之后，却常常会发现很不值得。因此，我对自己真是深恶痛绝，希望自己不成熟，希望犯错误，不必在做决定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顾虑——但就是不行，我拿自己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我把那种对“不成熟”状态的渴望放在了东进的身上。从小到大一直都很顺的周南征——他是我生活中见过的一种人。他们被生活修剪得特别规整，以至于多年后你再见到他时，会不相信他曾经是很会打架的男孩子，锐气全都没有了，完全适应了官场。这种变化叫人心疼。他们看上去似乎没受过太多的挫折，但真正的挫折有时候是不能靠表面的反应来说明它的程度的。有很多将门子弟，是真想在部队干下去的，但出身带来了包袱——他们要付出很多很多。记：有一个细节：貌似粗犷的老将军周汉，居然把一把枪悄悄地送给了战友的妻子。他会有“暗恋”，似乎很让人难以想象。马：这是我对人的理解——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道理，越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人，偏偏就是会做出一些让人意外的事情。人性就是这样复杂。我做了专业作家以后，有两个感觉。一是觉得自己越来越能理解周围的人和事了，心态越来越平和，放松，包容。再就是，作家这个职业很可怕，它让你变得一览无余。作家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。人到什么份上，就写什么东西。人小家子气，东西就小家子气，而不是说你想写大气的东西就能写的。大气还是小家子气，这是渗透出来的。你再装，都装不像，装不出来。可怕就可怕在这种渗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它就出来了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记：书里有一个人物，似乎有些不可信：同为将门子弟的黄妮娜，居然会在父母死后境遇一落千丈：下岗，丧女，什么倒霉事都让她——曾经那么骄傲的一个人碰上了。她毕竟是将军的女儿啊，这可能吗？马：你是第三个这样